华夏文化是世界上有数的几大文明之一，有关统计的方法，统计思想及统计工作，与中国的古文化渊源紧密相连，都可以往上追溯到远古时代，早在四千多年的夏王朝，统计工作就有了。《尚书·禹贡》这篇文章把当时的中国分为九州，分别叙述了各地的物产、交通、植物特征等情况，又依照土质不同，按照复合分组的方式把田地及贡赋分为九等，这种描述与十七世纪德国的国势派对一个国家国情的记述是很相似的，但前者较后者早了近两千年。以后的周王朝，在统计方面更为完善，不仅制定了乡的定期报表制度，在统计方法上还应用了专门调查，统计图示及帐册，当时的中国人就知道并运用了统计分组、平均数、相对数等近代统计方法。进入了封建时代，随着朝廷统治的需要，统计工作进一步完善，并且一些杰出的思想家提出过不少科学的统计思想和先进的统计方法。如汉代司马迁在他编的《史记》中多次用到统计表，晋代在分组上所采用的两端开口组，宋代中位数的应用等等，这一切远远走在当时的西欧诸国之前。尽管如此，中国统计工作却始终没有发展成为一门系统的现代科学，有如一条流入沙漠的河流，慢慢地消失、衰亡了。清人孟森在其译作《统计通论》中写道：“……吾国人方将就学于日本，以开统计之路。夫学问为于下之公器，在先觉者固荣，后起者亦不得为辱。吾统计之传者，已四千余年于兹。吾知孰国学术，有退无进，即以统计论，方今稍耳其名。……观西人之勤勤于此者三百年，日本之急起而直追者亦四十年。以如是一日不可少之学。而吾士大夫犹梦梦，可哀也。”近代统计史上的所有席位，全为欧美人占尽了。要研究中国统计落后的原因，当然不是本文的任务，我们只从与中国文化相联系的角度简要的分析如下。
　　 从客观环境上看，中国的统计工作开展虽早，但它是以为奴隶主和封建王朝征收徭役、赋税和管理国家的需要而建立的，同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关系极少。尔后，由于中国始终没有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商品经济始终没有形成一种社会经济形态，所以统计学始终没有形成一个系统的学科，这是中国的显著特点。另外自秦汉以来，中国就形成了封建的大一统国家，结束了春秋战国时期群雄并立的局面，几千年，再没有从横向作国力国情比较的压力。在西欧恰恰不是这样，十六世纪，正是欧洲英、法、荷、德诸强争雄的时代。国人有一种危机、紧迫之感，迫切要想了解自己国家与外国的政治、社会情况，经济、军事实力的比较。因此，不仅在已进入了资本主义的英国产生了威廉·配弟，约翰·格朗特这样的统计学大师及以他们为代表的政治算术学派，而且在当时尚处于封建社会的德国也产生了近代统计学中的国势学派及其代表人物康令和阿罕瓦尔。早在威廉·配弟时代，中外统计的发展就已拉开了距离，各自循着本身的轨迹发展，中国的统计日见衰落，而西欧的统计却日新月异。到了凯特勒时代，统计学进入了现代统计学，受当时的自然科学、哲学、数学发展的巨大影响，统计学家们大量引进了概率与数理统计方法。两者更是不能同日而言了。以至到了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当时最完善、最先进的统计，是由英国人赫德所把持的海关统计。当时的英国政府通过掌握的中国海关统计将中国的国力国情，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情况弄得清清楚楚。而作为主人的清政府对自己的家底却是一片昏昏浊浊。 　　
　　 从主体上说，无论是作统计的实际工作，还是搞统计的理论研究的，都是一群知识分子。很显然，知识分子的心态结构，群体人格对一国统计的发展进程有着重大影响。中国谓之为“士”的知识分子，就其思想来说是儒家的传统经典思想，思维方法是崇拜权威，几千年来历代士子无不是代圣人立言，咀嚼儒家经典，师承前人陈说，耗费了一生光阴，极少独立思想，就其职业来说，唯一的便是登科入仕，除此之外，别无栖身之地。士子们亦即士大夫们的职业价值观中“治人”是上乘之道，所谓“劳心者冶人，劳力者治于人”，“治物”是下乘小术，称为“力士”或“方术”，是劳力者小民的本份。而朝廷应试无非是“齐家治国平天下”之类的“起、承、转、合”八股文章，即使入了仕的，已都成了守旧的官僚，在这样的桎梏下，一切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包括统计学），自然得不到研究发展。
　　 回顾中国统计从兴到衰的过程不难看出，中国统计学以及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兴衰，与儒家学说关系是至为密切的．直至今天，有些人还不重视统计学，这就不能不从中国文化渊源上加以反思。